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特别是“六·三”以后，全国各地群众起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但是，当时国内关于苏联还知道的很少，约到一九二○年春，我们才知道苏联废除了帝俄时代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大家对苏俄很有好感。一九二○年四、五月间，第三国际东方局派维廷斯基（我们给他译名为吴廷康）偕其夫人来到中国。维廷斯基到北京后，马克思主义学会开会欢迎了他（山东人杨明斋帝俄时代在东方大学读过书，请他作翻译），李大钊同志热情地招待他，交换了意见，后又介绍他到上海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共学社”（当时尚在投机、未表现反动）等社团进行接触。
一九二〇年暑假上海方面发起建立党的组织时，当时发起人有七：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施存统参加发起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创办“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刊物，出版到第七期。
党在上海发起后，因陈独秀交际比较广，由他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乐平本人未参加，让他的弟弟或侄儿王烬美参加的）、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和陈达材，以及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张松年等人组织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因联系很差，未与巴黎取得联系（后来陈独秀给巴黎抄了一份简章）。
“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因为这是当时三个进步的刊物。维廷斯基到上海后，亦曾介绍过苏联有青年团的组织，于是，党就将各地来沪的青年挑选了二十来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派党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主持。意思是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罗觉（亦农）、任弼时、李中、李启汉（不是李汉）等都是这一批参加的。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党。当时并不是由所谓“八个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而是党来组织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即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两楼两底一幢。因为经常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不大方便，门口就挂了一块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当时也真的学了外国语——俄文。由维廷斯基夫人任教。
环龙路渔阳里（老渔阳里）二号为新青年社的地址，在法租界内。
社会主义青年团刚成立时未出什么刊物，发起时，我记得没看到什么章程。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间，通过党的组织，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先后都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负责北京团的工作。当时各地S·Y·与上海联系不大，主要是与当地党取得联系。一些工作的开展，都是通过党的组织。例如一九二一年秋天，第三国际东方局要我们派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学习，我们就是经过党的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地方，选派了一、二十个青年送去的（大概是这四个地方）。罗觉、任弼时都是这一次去的。他们是在哈尔滨由一俄国朋友接头，然后出国。他们这批学生，有留俄一年的，有两年的，有的在那里加入了党，这就使得我们的党添了一批蓬蓬勃勃有朝气的生力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大革命后叛变了。
一九二一年党正式成立后，施存统由东京回来，党派他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搞别的工作去了。那时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主要就是由施存统搞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的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花不少的钱，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
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概七、八人（按：这里李达同志指的可能是党的小组，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较多），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和李梅羹。张太雷当时在天津，也可能加入了这一组织。
柯庆施同志一九二○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好象他也搞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可找他了解些情况，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笔名为柯怪君。
以上情况一般都是正确的，但因时间比较久了，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准确。
一九二〇年暑假上海方面发起建立党的组织时，当时发起人有七：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施存统参加发起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创办“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刊物，出版到第七期。
党在上海发起后，因陈独秀交际比较广，由他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乐平本人未参加，让他的弟弟或侄儿王烬美参加的）、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和陈达材，以及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张松年等人组织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因联系很差，未与巴黎取得联系（后来陈独秀给巴黎抄了一份简章）。
“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因为这是当时三个进步的刊物。维廷斯基到上海后，亦曾介绍过苏联有青年团的组织，于是，党就将各地来沪的青年挑选了二十来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派党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主持。意思是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罗觉（亦农）、任弼时、李中、李启汉（不是李汉）等都是这一批参加的。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党。当时并不是由所谓“八个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而是党来组织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即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两楼两底一幢。因为经常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不大方便，门口就挂了一块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当时也真的学了外国语——俄文。由维廷斯基夫人任教。
环龙路渔阳里（老渔阳里）二号为新青年社的地址，在法租界内。
社会主义青年团刚成立时未出什么刊物，发起时，我记得没看到什么章程。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间，通过党的组织，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先后都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负责北京团的工作。当时各地S·Y·与上海联系不大，主要是与当地党取得联系。一些工作的开展，都是通过党的组织。例如一九二一年秋天，第三国际东方局要我们派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学习，我们就是经过党的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地方，选派了一、二十个青年送去的（大概是这四个地方）。罗觉、任弼时都是这一次去的。他们是在哈尔滨由一俄国朋友接头，然后出国。他们这批学生，有留俄一年的，有两年的，有的在那里加入了党，这就使得我们的党添了一批蓬蓬勃勃有朝气的生力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大革命后叛变了。
一九二一年党正式成立后，施存统由东京回来，党派他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搞别的工作去了。那时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主要就是由施存统搞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并未取消过。记得一九二一年左右，我们的经济很困难，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的房子与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S·Y·的房子，每月要花不少的钱，房子租不起了，而且有的青年走了，但是青年团组织并未取消，一九二一年秋、冬，还曾派人到苏联去学习。
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概七、八人（按：这里李达同志指的可能是党的小组，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较多），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和李梅羹。张太雷当时在天津，也可能加入了这一组织。
柯庆施同志一九二○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好象他也搞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可找他了解些情况，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笔名为柯怪君。
以上情况一般都是正确的，但因时间比较久了，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