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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日关系及中日青年交流的启示与建议
来源:汽修专业组  作者:卢超  时间:2016-06-16浏览:177

 

杨振亚,1928年3月生于大连市。高中毕业。1946年底从事党的学运工作。后任大连市青年联合会会长,共青团大连市工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旅大市委学生部部长。1953年任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科长、副部长。1973年到外交部任驻日本使馆参赞,亚洲司副司长、司长。1988年任中国驻日本大使。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日友好小组主席。现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青年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名誉理事长。
  记者:您从50年代起开始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亲身经历了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我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重点做对日青年工作,后来到外交部主要同日本官方打交道,所以说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民间和政府的角度都有所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甚至是敌对关系走向转折,在1972年9月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发展友好关系的曲折过程。但是两国民间友好从未中断,即使在建国初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敌视,日本政府严禁日本国民到“共产中国”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有一些日本朋友从欧洲绕道莫斯科来北京访问。五十年代初期,我就接待过这样的日本青年朋友,像铃木重郎,当年是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成员,回国后一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现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民间友好力量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迫使日政府不能不慎重改善对华关系,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力推动。从这方面看,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也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到今年已进入第28个年头。其间尽管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但整体上看,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经贸、科技、文化、人员往来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全球战略格局看,稳定中日关系,争取中日友好合作能有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对双方互利、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花大力气认真做好对日工作,包括对日民间友好工作。
  这方面,我感到重要的是,一要着眼大局,坚持原则。问题越是复杂,越要冷静对待,衡量全局利益,坚持按中日关系基本准则,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江主席访日同日方发表的联合宣言办事,力求不损害友好大局。中日邦交正常化28年来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双方应认真遵守这三个文件的基本准则,做到了,两国关系就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出现麻烦。
  二要发扬官民并举、以民促官的优良传统。这体现了两国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中日友好的强大动力。这个优良传统是中日友好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充实其内容,使活动更加丰富多采,富有实效。最近江泽民主席在会见中日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日民间友好的重大意义,并对21世纪的中日民间友好寄予殷切期待,在中日两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三要广交朋友,特别是两国青年要多交朋友。外事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同外国人打交道、交朋友。青年正处于人生的起步,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如果在中日青年友好交往中,双方多交朋友,多了解对方,多了解历史和现实,减少疑虑,增进相互理解和信赖,必将提高他们对中日友好事业重要性的认识,这从长远看意义十分重大。
  记者:您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期间,印象最深、感触最深的事是什么。
  我在做对日青年工作时,交了不少日本青年朋友,其中同竹下登前首相青年时代相识、保持四十多年的友好交往,对我从事对日工作,受益匪浅。
  早在1957年春,我随团中央派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受到日本各界青年的热烈欢迎。在访问岛根县时,竹下在其家乡以岛根县青年团协议会会长身份热情接待代表团,同我们促膝谈心,表示日中青年永远友好,永不再战。翌年,竹下当选为国会议员。
  1998年6月,我作为驻日大使赴任时,竹下登正当任日本首相。当我去拜会竹下首相时,竹下紧握我的手感慨地说,我们是青年时代的朋友,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是作为日本首相,你是作为中国大使在此相见,这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还说,既然是老朋友,你工作中如有问题可随时找我,忙时打个电话也可以。我感谢首相好意,表示非常珍惜我们青年时代的宝贵友谊。
  竹下无论在担任首相期间或卸任后,都热情关注日中友好,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宝贵贡献。特别对我担任大使期间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和鼓励,如对1991年金丸信秘密邀请李登辉访日问题,也是通过竹下登的努力,在最后一刻打掉了。竹下登是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好朋友,对他的不幸逝世,深感婉惜。
  记者:您曾长期担任驻日大使,期间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有过哪些重要的思路、策划和举措。
  我于1988年6月到1993年3月,担任我国第五任驻日大使,共4年8个月。这期间,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使中日关系出现困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我们针对日本的特点,加强工作,反复阐明我内外政策,晓以利害,推动日本在我打破西方制裁中能起带头作用。日方对我友好的朋友,如竹下登、伊东正义等也同我配合推动,结果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日元贷款,逐步松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1991年8月实现海部首相在西方国家首脑中首先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迅速恢复正常。1992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春季江泽民总书记访日,秋季明仁天皇访华。日本天皇访华,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是第一次,意义重大。这就使中日关系取得重要进展,达到新的水平。
  担任大使,作为国家的驻外代表,最根本的是既要认真学习掌握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又要十分熟悉了解所在国的基本情况动向,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有创造性地贯彻我对外方针政策,开展工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维护国家基本利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如果说,自己在担任大使期间还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那首先应归功于中央对外方针政策的正确。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综合国力提高,是搞好外交工作的强大基础。
  记者:面临新世纪,您对中日青年交流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有何建议。
  面对21世纪,需要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和务实协议,加大两青年交流的力度,充实内容,积极培养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使中日友好事业后继有人,从而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长远目标。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在这方面迄今做了大量工作,成果显著,听说去年按照双方政府协议接待的百名日本青年代表访华就很成功。希望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扎扎实实地开展中日青年交流,多研究双方怎样才能更好地交流想法,真正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使交流收到更大的成效。
  记者:作为老一辈青年外事工作者,您对年轻一代青年外事干部有何寄语和希望。
  改革开放为青年外事工作者学习钻研、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希望不放松每个机会,勤奋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加快使自己成长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优秀接班人。
  主要是在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政治上,需着重学好邓小平理论,使最基本的观点在自己头脑中扎根,在任何风浪中都能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敏锐的政治嗅觉,维护国家利益。努力熟悉和掌握中央的内外基本政策,特别是内涵丰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不失原则性,又注意适当的灵活性、策略性。所谓外交艺术,也主要是针对有关问题特点,娴熟灵活地运用我对外政策,火候分寸恰当,令人信服。业务上,需掌握基本的外事业务知识,广义讲还应博览多学,力求知识渊博,跟上知识更新的时代步伐。外语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作为要求,应不满足于能听会讲,而是精益求精,争取精通。应该说,随着我国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语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