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中华文化应在与世界文化的比较中走出去
人民网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陈叶军）今天上午，著名文化学者、北京
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从文明的起点谈起
——国外对中华文化既好奇又误解
文化走出去离不了文化人走出去，不同的地方对文化理解不一样，“周游列国”的于丹表示，她在与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有两个强烈的感觉。首先，他们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其次，他们也抱有相当强烈的成见或者误解。
于丹表示，为消解国外对中华文化的误解，我们自己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姿态，敞开心胸，让世界了解中国。于丹从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提问谈起——中国的圣人如何看待安乐死？于丹认为，生死问题，实际上是文明的起点问题。对于生死问题，中国古代的大圣人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告诫后人，首先要弄明白活着的事情、活着的意义，不要在活着的时候去抽象地思考死亡的问题。事实上孔子并没有很抽象地阐述生命、生死本体的意义，但是他是在使用概念上给了一种态度，就是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儒家的一个态度。
然而，在天地宇宙自然的坐标中，中国古代的道家对于死亡其实有更深刻的一种坦然，它有一种洞悉世间一切之后放得下的自在。所以庄子为什么在自己妻子辞世以后会鼓盆而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妻子只不过是回到了她当初来的那个地方去，他就是相送一程，这种事情没有太大的悲伤。就像庄子说，他自己去世以后，也是不要那种棺椁厚葬，就是在天地之间，随便把他的躯体安置了就行。
对于生死问题，我们和西方的宗教传统不同，无论是天主教旧教还是基督教新教，他们对于生命本体的思索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强烈的，他们比较看重上天对于世间的救赎作用。他们在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生命上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都习惯于去寻求这样一种帮助。但是中国人更多的会是在伦理关系中，会是在现实生活中去寄托生命的意义。这是很大的不同。
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可以说六个字：“不怕死，不找死”。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不怕，有一种坦然，因为死是生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当他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会乐在今生，不会是主动地寻求这种死亡终结的方式。在我们探讨生死观的时候，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就凸显出来了。
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出发
——中华文化应在比较视野中走出去
在于丹看来，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俗，积累起来以后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现在中央提出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我们要让自己的文化真正充满活力，充满当代性，能够传播、交流，前提是什么呢？于丹指出，这种前提就是必须承认不同文化在生成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差异之中建立一种信任、理解，完成一种积极有效、有诚意的沟通，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用好的文化特质来影响其他的文化。所以，要在不同的差异比较中，去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质，然后再用我们的文化去与世界文化完成这种沟通和交流。
于丹还从建筑、象棋等这些中华文化载体中进行阐释。于丹说，在欧洲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哥特式的教堂，种垂直线条的建筑，是很典型的西欧式的建筑，一个个体向天膜拜的姿态，很优美，很崇高，但是它永远是孤零零的。但是东方式的建筑，比如中国，基本上都是水平的建筑，它有大量的建筑都是四合院的，包括像紫禁城的建筑，一定是群体的，是俯向大地的，在群体之中呈现秩序感。建筑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其实反映着一种心态和态度。
于丹介绍说，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镇馆之宝，很多人去过，都看到过路易斯岛的西洋棋，每个棋子都是栩栩如生的，它的肖像都是绘声绘色的，国王很威严，王后有点忧愁，将士、士兵披坚执锐，每个人拿的武器都不一样，身份、角色、位置一目了然，静静的没有硝烟的厮杀就在这个静止的棋盘上。西洋棋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与生俱来，已经设定的，一直延续到国际象棋里面也是如此的。你怎么样去走，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则，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使命，你的胜负是在规则中由不同的角色完成的。其实这和西方制度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意识的个人角色的认同感都很相似。
但是在东方，你看我们的围棋，黑白子，每一个棋子先天都没有它明确的身份，黑白子最后完成的是一个格局的胜利，是一个平民的胜利，是一种智慧角逐之后的胜利。
中国人老说，人活着有呼吸，呼出去是吸自己这口气，吸进来是争世界的这口气，互相赌，赌的是这一口气。人和人争斗老用一个词说在斗气。其实从围棋棋盘里面就可以学到你是斗小气还是布大气，气场大了，就能气象万千，最后才能看到谁有格局的胜利，而你如果就在眼前斗这一口气，卷死了，都不知道输在了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东方社会的博弈。
中国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在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中，我们要去寻找中国文化的某种特质。中国文化也是一路发展过来的，其实我们的围棋起源最早，根据史书上记载，尧舜时期，在中原（相当于现在太原）地区，说尧舜时期做围棋是为了什么？先是为了教化子女，在游戏中让他们学到一种规则，在游戏中学到一种格局，然后这种形式又用来训练他们的王公大臣，从一个简单的游戏变成一种头脑风暴，逐渐地就流向了民间。而在此后的发展，我们也有象棋，但是比围棋要晚得多，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文化在不断地增融，在一次一次文化融合中吸纳进新的东西。
“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它有自己的源和流，它在整个流遍过程中，不以一种强烈的冲突方式把某些东西排斥出去，而以一种融合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特质。”于丹说。比如从宗教上来讲，我们看印度的小乘佛教，有自己明确的教义，有它的仪式感。但是它进了中国，到了六祖禅宗的时候，就变成了纯粹中国式的禅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减掉了很多繁文缛节，而让人心中的觉悟能够被激发出来。
“所以，从围棋到中国的象棋，从中式的很多文明的源头，到它包罗万象所呈现出的格局，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能力，就是它以一种非对抗性的方式，完成一种包容性的成长，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走向世界而显现的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不要用一种文明的立场去说服其他文明的立场，一种文明的呈现本身就是意义。而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心平气和的，是承认差异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要抱着一种谁优谁劣的功利性态度，这样的文化交流才是顺畅的。”于丹说。
世界文明的进行时
——世界正在以超出想象力的方式在变化着
于丹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声势如此浩大，影响这么多人，是始料未及的。原初只以为它是一个与经济命题有关的一次运动，可能是一部分比较有自己见地的人所参与的运动，没有想到它的影响力这么大。在占领华尔街的很多场地上，可以看到他们打出来的标语，有的标语清晰地写着“推翻资本主义”，有很多向资本主义质疑和挑战的标语，也有很多很简单的，为自己当下的生活、工作去索要一些权力的标语。
“我们在谈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会把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范式标本，但是在美国本土看到推翻资本主义的口号，看到质疑资本主义的这种运动，这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方式在变化着。”于丹指出，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卡扎菲政权的终结，不仅仅是这样一些独裁政府被推翻，事实上在一些成熟的发达的还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暴露着一些问题，他们也在解决这些问题。一些问题再出现，再解决。这样一种文明的冲突、化解，不断地走向新秩序，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正在进行时。
“我走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在探讨伦敦骚乱的问题，我上一次去曼彻斯特讲课，曼城那边的运动也是方兴未艾的。我从美国到英国，在直观上，我们通常对文化的那种理解，很多时候是刻画在城市的容颜上的，那个瞬间转化是很强烈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那种现代化的，简约的，开放的，这样一种风格，而突然进到伦敦的时候，你看到那些17、18世纪的楼，沧桑不改，它仍然很典雅，而且它还仍然有很发达的使用功能，你觉得你进入欧洲的文明了。但是当大家提起这些骚乱话题的时候，跟推翻占领华尔街运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又觉得所有的文明其实都站在当下的一种困惑之中。
于丹表示，在伦敦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这种经济的低迷，其实已经影响到了生活，伦敦街头的大堵车丝毫不逊色于北京，伦敦非常非常堵车，交通需要疏导，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它的拥堵是一个常态。一方面我们感觉到，我们过去总在说，我们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在生活水准上，我们差了多少，差了多少，我们很多人都在抱怨我们现在生活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回想国外转一大圈，看到他们的服务，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回来以后感觉到我们现在提升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于丹表示，另一方面，尽管伦敦这些地方，这些老掉牙的设施运行的这么差劲，可是他们没有那种过份的烦燥，没有争夺，他们会包容这个现象，而且努力去做，看看怎么样能够好一点。其实从美国到英国，有两个强烈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物质条件，甚至在深层的制度里，我们现在不见得比西方再落后多少了，我们是在一个更新过程之中，西方也在质疑他们的制度，他们的物质文明中因为这种经济滑坡也带来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西方文明那样一个辉煌的神话，其实逐渐地在被打破，还原到一个现实秩序中来。
第二个感受，就是文化真正的落点是以文化人，我们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状，但是人的状态会给我们一种安顿，甚至给我们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心。就是我所看见的，英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慌乱、礼让，对一个事情的典雅和包容，那种气质让人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有历史的养成，中间没有断层。这也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不折不扣，不能做假的文化。
“所以，关于物质层面的思考，关于制度层面的思考，和关于文化层面的思考，都是需要和我们的当下去做出一个比较，然后给我们一个融入社会、影响世界的新的理念。”于丹总结说。
文化自觉与文化大繁荣
——文化自觉是人的自觉和创造性的最大发展
我们具有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古老的文明，如何与时代精神结合，焕发出青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都说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呢？诞生乔布斯的土壤是什么？创新的时代精神，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土壤呢？
于丹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大的方面提出来，而且提出文化生产力要是真正最大地释放出来，就需要解决很多体制上的问题。所以，创新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一定是相关于体制的，相关于一种导向和一个激励机制的，相关于一个土壤和创作的氛围。所以，其实无论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不是我们标准意义上的三好生，都是半途退学的学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所谓这些创造性的天才，在他们的生命中，很早就表现出一种颠覆性的才能。首先是对于旧秩序有一种质疑，甚至有一种颠覆，然后他会有一种新秩序的建构，他有自己一种个人努力上提出来的一种构想。哪怕看起来是青涩的是荒唐的是鲁莽的，但是他坚持做下去，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是有可能展开的。
于丹表示，我们现在的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能够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的导向？我们现在体制的改革要深化了，我们要给人一些机制了。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人才来面对这些机制，他能把机制中给他那些活跃空间的地方真正用好吗？我们现在往往出现一个悖论，就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满意，他们都会觉得当下给了他制约太多太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如果真的让他去完成一种建立的话，他又会束手无策。就是我们在精神上是不满的，在行动上是乏力的。这个现状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能够让我们那种精神上的激情，变为一种强有力的行动。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能不能够出现更多元的标准，能够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进行选择，让更多的学生自立。其实在英国、美国一些名校中，会看到连考试都是自主的。所以从大学的课程改革，从我们的多元组合方式，从学生自主权利的鼓励，方方面面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期待一个更有创造空间的未来。
于丹指出，关于我们的教育，我们从来都不缺少标准件，什么时候叫桩子，什么时候叫栋梁，什么时候是大板材，我们都会有学历、学位去样样规定，出来以后用人单位就会把你作为一个标准接收下来，这永远都是社会的主流，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树最后都肆无忌惮地去长成那么一个大用之材，但是，那种树一定是要有的，而且它长出来以后，你一定不能像慧子那样鄙视它，认为它没有用。因为生命自在，成其所用，它达到了一种其他的境界，是标准件以外的境界。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标准件与非标准件要共融，我们要在一种标准的培养秩序之下，宽容甚至鼓励那些非标准件的成长。其实，人的创新永远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永远是这个世界繁荣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文化自觉，是从人的自我意识上，到社会文化意识上，给我们营造一个空间。我们现在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其实就是向着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人的自觉最大可能性上去发展。这才是一个文化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于丹总结说。
